港台对文革的想象是过于匮乏的，情节、氛围多有与时代不符的地方。那个年代台湾拍大陆，三个男人躁我一个爽的后果及影响似乎领导总得说一口四川话或湖南话，以讽刺大陆领导人，殊不知李达是陕西人。原著发生在1979年，而电影则大概是在1970年代中叶（李达当权，尼克松访华），明明是改革文学，却被变成了伤痕文学。但是这种刻意的伤痕，痛苦的成分被滑稽、讽刺以及不真实给冲淡了。 电影的想法是好的，三个男人躁我一个爽的后果及影响只是借果戈里的戏剧形式，终究没有把特权反映得入木三分——缺乏因果的合理性以及故事内在动力。 王童好像很偏爱这类题材。 与其说是伤痕片，不如说是现实讽刺片。相比反思文革，更有意义的本是反思特权、阶层，而非由牵扯成文革引起的特权、阶层。